毛泽东传,吴芝圃与大跃进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吴芝圃与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长江三峡,闻名遐迩。它既秀丽多姿,又奇拔险峻,时而驯服温顺,时而变幻莫测,集险、奇、美于一身,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著名的李白诗《早发白帝城》,就是描写三峡奇景的名篇,为毛泽东所赞赏,在成都会议上把它印发了。后来他还手书过此诗。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中。吴芝圃是全国的风云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河南。吴芝圃提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吴芝圃的头脑发热,使河南人民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价。吴芝圃的功过是非,值得我们沉思。

  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次日凌晨一时五十分到达重庆。二十八日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参观了二九六工厂。二十九日清晨上船,六时十五分开船。在船上,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反右倾斗争,为大跃进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关于毛泽东乘船过三峡的情况,当时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里有几段记载:

1906年3月,吴芝圃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12月,吴芝圃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吴芝圃等人被党组织派到广州农 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这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惟一一期讲习班。同年9月毕业后,吴芝圃被任命为中共杞县县委书记,并在翌年领导了豫东暴动,出任杞县革命 政权的第一任县长。1937年5月,吴芝圃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豫西特委书记。6月,改任豫东特委书记,领导睢县、杞县和太康的抗日武装睢杞太大队,打响 了豫东平原抗日斗争的第一枪,驰骋豫东平原。10月,彭雪枫部与吴芝圃部合编为新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 长。此后,吴芝圃先后担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主任。他在1942年写的《关于共产党员的享受观》、 《个人主义的发展规律》等文章,被党中央印发各地,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参阅材料。解放战争时期,吴芝圃先后担任中共豫皖苏区党委书记、豫皖苏军区政治委 员、豫皖苏中央分局副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1948年冬开封解放后,吴芝圃担任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1949年3月,吴芝圃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0年9月起,吴芝圃陆续担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1955年2月任河南省省长。臭芝圃主持河南省党政工作期间,认真 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我们乘坐的是江峡号轮船,柯老、井泉和我与主

以“水、旱、蝗、汤”四灾而闻名全国的中原大地,解放以来农村的变化的确十分显著。吴芝圃在主持河南省党政工作的10多年中,成绩是主要 的,但是也有缺点和深刻教训。从1957年夏起,受党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吴芝圃在河南大批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掌握河南党政大权,奠定了 大跃进的基础。干部群众不敢讲实话,导致浮夸风愈演愈烈。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席住在头等舱。”

早在五十年代初,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与省长吴芝圃在平原省、河南省合并的人事问题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临汝县有人不同意农业合作化的办 法,出现“闹社问题”,吴芝圃命令县委逮捕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芝圃才放人。农业合作化 问题的冲突,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1957年春,潘复生主持制订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 委通过并发出。然而在8月的省委五次全会上,吴芝圃发动突然袭击,严厉批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省委决定停 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潘复生以及坚持实 事求是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受到吴芝圃的打击。此后,以吴芝圃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作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点名批评了潘复生。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的发言,同 时批评了潘复生。住院的潘复生被迫抱病到北京接受批判。5月18日,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结束,党中央宣布撤销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吴芝圃为省 委第一书记。在北京开会期间。吴芝圃给省委打电话,要求准备批潘的材料。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议 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吴芝圃在会上发出号召:“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在 吴芝圃的主持下,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 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

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批评潘复生时说:“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向吴芝圃交代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 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吴芝圃置若罔闻,迫不及待地开展对潘复生的大批判,在全省掀起大规模的批判潘、杨、王的群众运动,要求每个干部职工都要表 态,写大字报,进行揭发,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赵文甫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结果,全省抓了20万“小 潘复生”,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最后,潘复生被降为西华农场副场长,杨钰下放到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被安排到襄城县孙家祠堂公社柳林生 产队当社员。本来吴芝圃在洞南威信是高的,但在经过反潘复生斗争之后。他的威信却大为降低。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精神很愉快。”

吴芝圃: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

在反右倾的高压政策下,河南在大跃进、公社化狂飙陡起之时,比别的地方都有更充分的精神准备。吴芝圃曾指出:“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事实的确如此。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

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 亲自赴会讲话。11——12月,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 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报告,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 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

1958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很快,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一个接一个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⑤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

1958年是吴芝圃风光无限的一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的报道,对河南省几个月来“水利化”的“战果”大肆宣传,树为全国的“样板”。在3月中下旬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提出了在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绿化、消灭文盲。等等。吴芝圃承诺说,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称赞“河南水利全国第一”,提出要“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受到表扬的吴芝圃头脑发热,不顾客观实际。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但他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后来,吴芝圃甚至提出一年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绿化等“十化”的目标。省委第一书记头脑发热,下面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险是很少的。主席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

从成都回来后,吴芝圃在4月主持了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农村要并社、并村、牲畜并槽喂养。吴芝圃号召农民种薯,实行土地深翻。吴芝圃抓住了长葛这个典型,省里先在长葛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说。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

深翻和施肥带来的结果是农业的大“丰收”。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道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206亿斤(实际只有100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123,6%。吴芝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解放后八年来,河南小麦每年只增加了3亿斤,而今年就增加了96亿斤,“河南小麦潜力还大得很,今年能跃进,明年也能跃进”。10月,吴芝圃宣称:河南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毛主席1955年合作化时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说:“当时河南省样样工作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全省亩产小麦一千斤。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好不热闹。”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

大跃进期间,国家计委干部王泓曾作为支援农业的干部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担任书记,目睹了河南大跃进的真实情况。据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第1期发表的《跃人“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一文中回忆,他刚到公社时,见公社门口不远处新建起一座庞大的礼堂。就问当地干部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礼堂?回答是:“这是省上规定的,要限定时间在各公社所在地建起三大建筑:一是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二是像河南饭店式的招待所:三是像郑州百货大楼式的百货商店。我们只是建了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群众400间房。还规定里边要有多少座位,现在一个座位也没有,已经无能为力了。而且一次也没用过,不知道建这有啥用?其他两大件也无法再搞了。”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意思。”①(①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日、30日。)

伴随着农业大跃进的是工业领域的大炼钢铁。1958年3月,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省委确定了全省年产钢指标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省委发出“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的号召。9月15日,《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祝河南大捷》的社论,称赞“曾在小麦产量上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也是全国钢铁生产的一面红旗”。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炼钢法。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也是当年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吴冷西。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一时间,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与此同时,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太行山、伏牛山、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砍滥伐。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江峡轮’二十九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

吴芝圃宣称:河南要在四年内实现共产主义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但闻隐隐涛声。三十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

在大跃进的狂飙中。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了河南遂平县崦岈山。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并表扬说:“像遂平县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8月6日,在吴芝圃等人的陪同下,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后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转身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8月7日凌晨,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在专列上的毛泽东汇报了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在谈到嵖岈山公社试行简章时,毛泽东的情绪很高,他说:“这是个好东西,给我!”当日,在听取河南省委的工作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8月下旬,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首日,《崦蚜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到与会人员手中。8月28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日和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崦岈山公社简章。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

毛泽东的表扬和党中央的肯定,让吴芝圃的干劲更足,在全省上下掀起并社热潮。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 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 的大跃进吗?”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刮起了一场“共产风”。省委的报告指出: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 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 公家”。嵖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了牛场、万猪场、万鸡山。公社集全社各村庄的人员、树木、砖瓦,建设了305间畜舍,从农家牵去192头牛、赶走89头 猪和2700只鸡,就算大功告成。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

吴芝同不仅善于“实践”,还是一位“理论家”,不断发表令人瞠目结舌的新观点。他在《中国青年》1958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 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1958年10月19日的《河南日报》发表了吴芝圃的文章 《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同时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6期发表),从理论上诠释了风行一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伪哲学、伪科学为浮夸 风正名。吴芝圃声称:“这个大跃进是从平地上陡然冲破九重云霄的大跃进,是人们非亲眼看见就很难相信、甚至有些人亲眼看见了也还是不肯相信的异乎寻常的大 跃进。”吴芝圃甚至提出“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1958年就“做到了‘人定胜天’的地步”。对人民公社,吴芝圃充满了浪漫主义:“由于工农 业生产力的大跃进,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公社“不但解决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把 农村经济引向繁荣,更加便利于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好条件。”吴芝圃得出结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人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12月下旬, 吴芝圃主持召开省党代会,高度肯定河南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通过了《关于潘复生、杨钰、王廷栋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为轰轰烈烈的 1958年划上了句号。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

“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过:“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事实的确如此。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实际只有 281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702亿斤。1959年河南全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17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1000亿斤。1952——1957年间河南人均产粮 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产量下滑的情况下,河南却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 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

在高征购的压力下,基层干部完不了任务的就像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城市群众也以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原国家计委干部王泓的回忆文章,真实再现了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民生活的艰难程度: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⑥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

“下去工作上困难不说,生活上也很难过得下去,要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首先得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旧县吃过17种不是人吃的东 西,包括树皮、树叶、谷物秆、玉米芯、红薯蔓、观音土、棉枣、麦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别饿,到老乡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饭,吃的是玉米芯(剥去玉米当柴烧用的 玉米棒),吃多了,一两天也缓不过来,肚子烧得很难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么也拉不下屎来。这样不久就浮肿得很严重,首先感觉走路很困难了,我就托人 买了辆自行车,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烦了,怎么也推不上坡,只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请人帮我推上去。有时我知道有人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坐也坐不 住,急得直想哭。接着反映在眼睛上,晚上办公,开始还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闭上两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钟,才能再看一会 儿文件,这个罪也很急人。这时农民一天三两八钱粮食,干部、民工再多占一点,一顿一两也难保,死人现象就很难制止。我自己身体也难以支持,请大夫来给我看 病,都说吃不饱,缺营养,热量不够,就给开半斤或一斤酒(那时买酒必须大夫开条),叫我必要时喝上一口。至于营养,我两年只吃过两个鸡蛋,还是我爱人去广 东出差拐到叶县来看我,在路上花高价买了带给我的。为了吃这两个鸡蛋还犯了难。我虽然在区里单独住一个小屋,但鸡蛋皮不能叫人看见,就出去到田边散步,在 野外吃了,蛋壳埋在地里。”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

王泓最后因为饥饿生病导致病危而被送回北京,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公社书记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 死人的问题。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人口总计4万人,却饿死4400人。王 泓在文中回忆说: “我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后,听说我们公社有七八个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饱饭、开始饿死人时,凑到一起谈共产主义问题,我便去找她们,结果人已死去一半,只找到 两个……至于旧县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没搞清楚。但我有两个底:一是驻村时,在有的小村作过调查,到摸底时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经过我自己 挨村调查,全社死绝户的占7%。”

  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⑦

  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反右倾,河南抓得特别紧。吴芝圃先在省里批评部分领导干部,然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于是又开始“反瞒产”,实行“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信阳地区尤为严重,造成了严重后果。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农民的日子更难过。时任信阳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在临终前撰写的回忆文章《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真实反映了信阳地区的情况。1959年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张树藩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接着,张树藩发现,群众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随着浮肿病大面积蔓延,饿死人的现象出现了。张树藩回忆说:“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

  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

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报告吴芝圃,信阳发生了饿死人的事情。但吴芝圃不以为然,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信阳的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但吴芝圃颇为赏识他,不主张处分路宪文,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吴芝圃还授意信阳地委在上呈的报告中把信阳大量饿死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有了省委第一书记撑腰,路宪文明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反潘、杨、王事件以来,在吴芝圃的高压之下,河南的干部不敢讲实话,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河南纪委书记兼省监察委员会书记刘名榜是信阳人,家里有人被饿死,但连他都不敢讲真话。对将真话的干部,吴芝圃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分子、 “阶级异己分子”关押起来。

  在汇报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采取保留态度。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

在基层目睹了大跃进运动中民生疾苦后,潘复生感慨地说:“灾区不搞生产救灾,只搞合作化,人民流离失所,社会主义没饭吃。农民过去不如牛马,现在和牛马一样。”公道自在人心。山西籍的杨珏晚年曾深情地回忆说:“当时老百姓对我保护得很好,我怀念河南人民,我永远不忘河南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首民谣广为流传:“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命的壮士。”②(②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形‘左’实右”:吴芝圃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史向生在汇报中谈到,讨论公社体制时,遇到了共产主义因素、大集体和小集体、大全民所有制和小全民所有制、商品交换等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清楚,而且越说越糊涂。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正在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1995年2月版,第66页。)

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左”的错误,重新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195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这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谈到:“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并不赞成全国全部推行食堂,而是要因地制宜。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的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⑧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吴芝圃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概算单位好”。毛泽东在1958年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在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泽东很生气:“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并逐渐改变了对吴芝圃的看法:“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毛泽东的批评并没有让吴芝圃头脑冷静下来。1959年4月,河南省委讨论中共中央“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但调整后的指标依然脱离实际,没有实现。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仍坚持全面跃进。在1960年2月的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上,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号召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1960年3月,吴芝圃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66%。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尽管吴芝圃等人尽力隐瞒真相,但是纸毕竟包不住火。1960年2月,根据反映上来的情况。中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饿死人的问题。调查人员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将调查结果向河南省委进行了通报。但吴芝圃不是正视错误,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捂盖子”,还给路宪文打气:“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来河南调查。在党内以实事求是著称的陈云和吴芝圃算起了账: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陈云得出结论:我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但吴芝圃仍放出大话: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第一个发言的是柯庆施,他主要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四月一日下午,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1960年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作组根据信阳实地调查的情况,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6日,毛泽东阅后批 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11月12日,毛泽东再派李先念、陶铸和王任重来到信阳调查。在陪同调查的过程中,吴芝圃又把责任全推到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头上:“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经过调查,陶铸发现问题严重,他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 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 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二日下午,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1960年底。毛泽东又派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研。当他们到达河南时,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而是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 不让他们看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对于吴芝圃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⑨

  三日下午,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严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吴芝圃的检查:“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在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情况下,吴芝圃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从1961年1月起,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在给中南局和党中央写的检查中,吴芝圃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在分析原因时,吴芝圃却说 是因为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份子失去警惕”,“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继续为自己辩护。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1993年,路宪文在临终前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总结了四条教训,其中第一条就是“错误地发动政治斗争,利用政治斗 争,造成一言堂的局面,会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当年吴芝圃同志利用当时的政治空气,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了潘复生,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造成河南一言堂 的局面”。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与吴芝圃推卸责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来表示:“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我有责任。”当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整整一夜没合眼。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八日下午,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①(①以上根据《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4月2日、8日。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2日、12日。)

为了系统解决“大跃进”带来的问题,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出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基本上终止了长达3年的大跃进运动,实现了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共 产风与浮夸风摧毁了河南的农业生产,直至1965年,河南粮食产量才回升到大跃进前的水平。吴芝圃的浮夸与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使河南人民则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1961年2月。党中央决定调整河南的领导班子,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党 中央调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党中央把吴芝圃调离河南,到中南局担任负责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同 时,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为潘、杨、王平反。

  ③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8年10月19日。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沉重的教训使吴芝圃逐渐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他结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向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南局写检查,深挖思想根源、社会 根源和历史根源,表示要坚决接受教训,永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1962年1月,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 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曾数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作检查了。

  ④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毛泽东在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全力抓经济、抓建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1967年10月19日,吴芝圃在广州去世,享年61岁。

  ⑤人民公社在建社初期,许多地方采用了军队的建制。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6年第23期

  ⑥西安会议,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3日。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4日。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①(①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5日。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6日、7日。

  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从四月二十三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临时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②(②即前文称的武汉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③(③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的信,手稿,1958年4月23日。)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八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

  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雷春、薄一波,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信,手稿,1958年4月25日。)信中所邀的这些人,分别为冶金、化工、铁道、煤炭、石油各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的三位副部长。与前几次会议不同,这次广州会议的与会者全部是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从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连开三天,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每天都下珠江游泳,又开会,又游泳。比如,二十七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住地开会。六时十五分上船,继续开会。六时五十分休息,下水游泳。七时十分上船,七时三十分就餐。八时在船上继续开会。十时二十五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十二时半。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就在二十七日那天会上,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五年),表示了这样一个态度:认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时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О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对于十五年赶上美国,看来毛泽东有些动心,对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乐观了。但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①(①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插话记录,1958年4月27日。)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没有全盘否定。

  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很难使它放慢下来了。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五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经武汉,次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商量有关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①

  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在九日这天,毛泽东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②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决议草案分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这个决议草案,尽管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但毕竟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样,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为后来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8年5月24日。)“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

  刘少奇的报告,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拥护这个报告。

  他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③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在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五月八日,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第一次讲话。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他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④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毛泽东反复强调,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因此产品也是公社集体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他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毛泽东十日的讲话,实际上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在“划线”问题上,在对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问题上,毛泽东形成了更为鲜明、更为系统的思想。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集中反映。但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还只能说是纠“左”的开端。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如高指标问题,浮夸风问题,两个“过渡”的时间问题,人民公社内部的诸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引发的“共产风”和极左思潮,来势猛烈,犹如一列急速行驶的火车,一时根本刹不住。而且毛泽东一直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总的是正确的,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能设想,通过这次会议就能把错误的东西都纠正过来。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卜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8日。)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了。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然而,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⑤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将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研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为印发这个报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改变主意,说明会议虽然散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正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⑥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还讲了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插红旗辨风向等问题。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讨论会议制定的两个文件,组织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在郑州又停留了几天,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离开郑州,十五日凌晨一时许到达武昌。在郑州期间和去武昌途中,毛泽东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负责人作调查。

  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从南宁会议一路讲下来,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强调,同时严厉地批评使人厌恶的官气。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离开郑州那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建议。他提议讨论两个问题:“(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他解释说:“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他要求省一级的会议也要讨论这两个问题。⑦

  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划线问题,商品问题,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已经明确了的,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当作问题提出”,进行讨论呢?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的,并不是少数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区这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充分讨论,真正把这两个问题弄懂弄通,才能在全党统一认识。这两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解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毛泽东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插红旗、辨风向。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这些话传达下去,使得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又增加了一些“左”的做法,搞得又比较猛,把许多人当作“白旗”来拔,伤了不少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毛泽东还谈到设置对立面的问题,这个思想在党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曾产生过消极影响。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谈话,了解第一次郑州会议贯彻的情况和下面的反映。找来谈话的,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他说:

  在第一天(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谈了八个问题: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二、十五年规划问题;三、这次会议的任务问题;四、划线问题;五、消灭阶级问题;六、商品经济问题;七、减少任务问题;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反复考虑的,据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

  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作准备。这样,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那个“纲要四十条草案”,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

  在谈到一九五九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皇家赌场登录网址,  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蓣之末,侵淫豁谷,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是毛泽东翻来覆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是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毛泽东当时是很赞成的,只是想过,生产这么多钢有何出路?干什么用?还没有想到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一到武昌,他已觉得不妙了,应当考虑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所以他在讲话中提出:“钢三千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邓小平马上接过来说:“是不是搞三千万吨,是值得考虑的。”薄一波又接上说:“三千万吨,我们在下面稍微议了一下,是值得考虑的。现在六千万人上山,造成各方面这样紧张的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毛泽东问:“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薄答:“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稳妥。”⑧

  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

  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实际上已经是二十二日凌晨一时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找来,问他们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⑨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但是,就在二十二日这天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同志还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万吨,争取二千五百万吨。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中风、大风。‘起于青蓣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

  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

毛泽东传,吴芝圃与大跃进。  他说: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六千万人上阵。“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但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们谈,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毛泽东把各协作区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两本帐,第一本帐是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帐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地。‘豁’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豁谷’就是在

  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从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幅度。走出这一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轻松的。他要克服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更要极力克制自己想把钢铁搞得越多越好的主观愿望。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他的头脑已经冷静一些了,经过翻来覆去地考虑,终于下决心大幅度压低钢产指标。

  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他强调地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在这次讲话里,他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过一个分析。在这次讲话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⑩

  《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9日。

  这个风‘起于青蓣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2、433页。

  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蓣之末’,大概是成

  ③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36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

  都的那个地方。‘侵淫豁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6-439页。

  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2日。

  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豁谷’

  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各协作区负责人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2日。

  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3日。

  毛泽东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他用《风赋》来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的变化中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当一种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识别它。这是作为有政治敏感性、有预见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不过,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分析。刚“起于青菝之末”的小风,可以发展成为“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但并不是任何一阵小风都能发展成为那样的大风,即便是可能发展成大风的,当它还处在“青菝之末”的时候,在对待它的做法上,同已经“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也必须有明显区别。如果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识上夸大了它,混淆了两者,那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1日。

  从五月八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已经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一些代表发言的主题。冶金部门提出,一九五九年钢产量计划一千二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一九六七年七千万吨,一九七二年一亿二千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这些高指标,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批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破除迷信的过程中,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一步一步抬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代表们给予高度评价。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还有几位省区的负责人发言,批判了本地区发生的所谓“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的问题。

  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42页。

  毛泽东对大会发言很重视,听得很有兴致,几乎每次大会都出席。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总路线和这一系列口号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一步一步地发动“大跃进”的重大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反映,这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件事,当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他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①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方面,特别是工业,又特别是钢铁和机械。据档案记载,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十九日的二十天内,他先后同主持这些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单独谈话共九次,包括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分管农业)。

  在这以前,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前往武昌的途中,写了一个同样内容的批语。当时他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也把这个批语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批语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②

  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跃进”消息不断报来,毛泽东为之高兴,作了许多批示。

  要关心群众生活,生产、生活一起抓,要保证群众睡足、吃饱,不能把工作任务提得过重而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从郑州会议讲起,一直讲到武昌会议,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重要问题。

  六月六日,王鹤寿报告说,他与林铁(华北协作区主任)商谈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一九五九年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①(①毛泽东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7日。)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报告的计划数又翻了一番,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个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纠“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郑州会议来,武昌会议又前进了一步。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六月七日,冶金工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毛泽东将此件批发给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批示中写道:“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冶金部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的重点放在分组讨论和修改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六月十一日,农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毛泽东把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将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②(②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农业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③决议要求,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许多“左”的、超越历史阶段的东西,但它的锋芒,如毛泽东所说,主要是对着那些性急的人。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二五”计划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十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这个报告使毛泽东“大开眼界”。他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17日。)国家计委的这个计划要点,将赶上美国的时间又提前了五年。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这些指标,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其中谈到粮食“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②(②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毛泽东也批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

  全会讨论通过了这两个决议。

  六月十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③(③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超英的时间就由十五年改为两年。

  这次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还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④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万吨。时间是六月十九日,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陈云是这样说的:“六月十九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后来也讲过这件事:“开始是六百万吨,第二本账是七百万吨,第三本账是八百万吨,争取九百万吨。②(②这里是指1959年钢产指标几次变化的数字,即:薄一波1958年的报告中提出的624.8万吨;4月15日国家经委根据各地报来的钢产指标汇总的711万吨。称第二本账;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800万吨到850万吨,称第三本账。)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这个攸关全局的重大指标就这样来确定,显然缺乏科学论证,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这件事,毛泽东酝酿已久。从一九五六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一九五六年夏,在北戴河讨论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期间,他在一次几十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过这个意见。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又提出这个动议。黄炎培、陈叔通思想不通,还联名致信刘少奇和周恩来,表示不赞成。五月五日,毛泽东看过这封信,要刘少奇召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发生反右派斗争等事件,这项动议被暂时搁置起来。这次中央全会予以通过,毛泽东摆脱繁重的国务活动的愿望就成为现实了。

  隔了仅仅两天,六月二十一日,冶金部党组送来一个报告,说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一九五九年华东地区(不包括山东)钢的生产能力为八百万吨,④(④关于这个情况,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一书中,有一段记述。他说:柯庆施“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6月中旬来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就能达到8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够搞得更多吗?”见该书下卷第725页。)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个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最近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更坚定了钢产量翻番的决心,很快将报告批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及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

  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对“苦干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他再次表示怀疑,认为三年不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只能改变一部分。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一种是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锋芒,就是对付性急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搞公社,搞社会主义建设太急了,内心有忧虑,怕我们跌跤子。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关于毛泽东提到耕作“三三制”问题,全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人建议不要把它写在决议里,有人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也有一些人说,这个事可以做到,决议里可以写得灵活一些。毛泽东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并且说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毛泽东所以作出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显然是由于听信了那些惯于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的虚报数字,从而过分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后来这种估计很快就被实践打破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地讲了两种可能性问题。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⑤

  谭震林六月二十五日将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报给了毛泽东。总结说,华东闽、浙、苏、皖、上海四省一市今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全国粮食的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当然这又是一个使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毛泽东将这个总结推荐给《红旗》杂志发表了。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只能说是纠“左”的开始。问题还没有更多地暴露,有的已经暴露,也还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认识领域,或者没有被他所重视。毛泽东反对作假,但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他一方面纠“左”,另一方面在他头脑里仍然有不少“左”的东西。纠“左”的任务还严重地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

  从上述毛泽东写的一系列批语来看,他对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高指标,是相信了。这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这里,仿佛又重复了当年农业合作化时的类似情景:毛泽东首先提出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同样对领导工业生产缺乏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加码,纷纷提出比毛泽东更高的指标,又反过来影响毛泽东;根据这些不实的情况,毛泽东再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深信这是能实现的。如此几经往复,所谓“大跃进”的局面也就越来越远离实际,成为主观主义的幻影。

  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广州住了十多天,十二月三十日返回北京。

  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变化。成都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很快试办了一些千户以上的大社。

  一九五九年初,问题更加暴露出来。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发展速度明显缓慢。同钢铁等重工业年产值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八的情况相比,农业总产值实际上只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四,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四千亿斤,只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点五,比八届六中全会上七千五百亿斤的估计少了将近一半。但这些严重情况,人们当时并不清楚。在相当普遍的浮夸风影响下,一九五八年征了过头粮,在产量实际上比去年只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情况下,由于高估产,征购量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把相当数量的农民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走了,致使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一九五七年的四百零九斤下降到第二年的四百零二斤。⑥全民大炼钢铁又严重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发展。轻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生产严重落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农村劳动力造成极大浪费,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据陆定一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其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王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①(①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9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对问题严重程度的估计仍远远不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一月二十六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问题、农业问题、劳动力调配问题等。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一月十八日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当时,他的注意力仍然在确定这一年的计划指标上,特别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

  毛泽东这些想法,是对未来农村组织形式的一种设想,事实上相当程度地带有他所说的“乌托邦”的色彩。他的这些设想,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人在发言中引用而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六月间便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在二月一日和二日的讲话中,提出完成任务的几个有利条件,确定一九五九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一年,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这次会议虽然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的指标。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感到有些后悔。他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从前工业生产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旧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旧的。因而,武汉会议⑦定的指标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⑧又据薄一波回忆:“陈云同志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毛主席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还回忆道:“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⑨

  毛泽东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六月底七月初,谭震林在郑州召开的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介绍了河南省遂平县崦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个介绍材料,立即要《红旗》杂志社派人调查,总结经验,写成《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这个章程,并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九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七期全文刊登了这个简章。

  会议最后的意见是,确保六中全会规定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和与之相应的其他指标,同时注意安排好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会议强调,要抓好市场供应,增加轻工业产品和农业的多种经营,力求在二三季度把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扭转过来。劳动力要好好安排,严格控制城市劳动力的增加。

  在这以前,《红旗》杂志在七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四期上,发表了陈伯达在“七一”前夕北京大学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的讲演,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讲演中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谈话,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他还解释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正在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这两项措施逐步明朗化。

  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结束了,毛泽东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轻松,他感到很烦恼,睡不着觉。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一月开始,特别是二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报告说,必须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的批语也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这样一来,人民公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就从毛泽东等中央少数领导人对未来农村的一种设想,经过一些地区的试办和毛泽东的肯定,很快变成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方向。

  毛泽东看了报告,异常兴奋,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⑩

  一九五八年八月,进入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前夕,毛泽东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他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亲眼看一看。他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粮食年产翻一番的声音。他总是盯着问: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是毫不含糊的。他看到大片大片的农田里,庄稼长得格外好,心里很高兴。他问干部们:群众对大跃进,愿意不愿意干?高兴不高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高兴。毛泽东所听到和所看到的,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更加充满信心了。

  ①毛泽东:《一个教训》(对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11月25日。

  他这次三省视察的重点题目之一是关于并大社、办大社。所到之处,都是鼓励并社、办大社。说社大好办事,可以更好地调动劳动力,可以很好地使用土地,有农业,有工业,有文化,有学校,有戏院。

  ②毛泽东对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630期(1958年11月11日)刊载的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加写的批语,手稿,1958年11月14日。

  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六日到八日,视察河南的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棉田、粮田、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①(①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等人汇报。史向生说,他们参观浙江诸暨县农场以后,给各省试办的公社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的名字,后来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九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06、607、611页。

  在这种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等。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47页。

  毛泽东是八月十六日到北戴河的。这天上午,他还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中午十二时二十分结束,十二时五十分便登上专机飞往北戴河。毛泽东外出是很少乘飞机的,一九五八年却是例外,连到北戴河这样的短距离出行都乘飞机。这一年,全国工农业的生产节奏很快,毛泽东的行动节奏也很快。下午二时到北戴河,三时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这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这时,毛泽东感到一千一百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六月十九日,即毛泽东决定钢产量翻一番的那一天,和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就被有些人称为当时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上的“两个伟大的日子”。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27页。)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八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直疗养院礼堂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话。他集中上一天大家的意见,提出会议准备讨论的十七个问题,包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一九五八年的钢铁铜铝生产问题、一九五九年农业问题、一九五九年水利问题、合作化问题,一九五八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劳动制度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协作问题、深耕问题、民兵问题等。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除个别外,全部是经济问题。

  ⑥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34、235页。

  毛泽东说:“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一千一百万吨钢。”关于今年粮食生产和分配,各地报来的情况,毛泽东非常乐观,说今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六千五百亿斤,①(①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是4000亿斤。)即每人平均一千斤,明年人均一千五百斤,后年二千斤。毛泽东问谭震林:“明年你们安排怎样?”谭答:“有的地区是人均二千五百斤,口径不一。”毛泽东对深耕特别有兴趣。他觉得,深耕,可以搞密植,可以多施肥,可以多蓄水,因此他说:“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7日。)

  ⑦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八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当时称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他们是:柯庆施(华东)、李井泉(西南)、陶铸(华南)、林铁(华北)、王任重(华中)、张德生(西北)、欧阳钦(东北)。

  ⑧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毛泽东要求第一书记亲自抓工业。鉴于百分之八十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在工业管理、物资分配等方面又出现了分散和混乱现象,他提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方针。强调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他说“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5页。

  他强调,所有计划要统统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现在铁也调不出来,钢也调不出来,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钢产量明年二千七百万吨要完成,今年一千一百万吨要保证。

  ⑩毛泽东:《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手稿,1959年2月22日。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毛泽东转发这个报告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可见他对这个报告之重视。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仿佛终于有了答案: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①为什么会发生瞒产私分的现象,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要追根究底地弄个明白。

  毛泽东最后又回到工业问题、钢铁问题上来,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他说:“钢铁检查小组,每十天要检查一次。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9日。)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当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谈了三个小时。据毛泽东说,这次谈话对他有很大启发。他是这样说的:“他们(指河北省。——引者注)一月九号散会的党代表大会的倾向是要一为大二为公,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到了一月中旬、下旬,觉得不对头了,省委赶紧转,到二月就下决心,二月十三日开了次电话会议,相当明确,但是还没有触及所有制。”②毛泽东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感到,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计划问题。刘少奇发言,主要讲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①(①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邓小平也发表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发言。他说,现在不是统死不统死的问题,恐怕要统点死,就是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②(②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刘、邓的发言,都是为了保证全国重点项目,特别是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

  二月二十四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又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他要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第二天,继续谈话。为了更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还找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几名基层干部: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队长。毛泽东对这个座谈会很满意。在吕鸿宾合作社里发生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吕鸿宾社是一个有名的合作社,也是搞“共产”,开条子,调这个调那个。后来条子不灵了,就派人拿着秤去称粮食,翻箱倒柜,统统受到群众抵制,也不灵。最后便是扣帽子,叫本位主义,还是不灵。这样,才教育了吕鸿宾他们转变过来,一做思想工作;二讲明政策;三使人“下楼梯”,不戴帽子。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他说:“保证重点,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到三千万吨钢,三十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③(③这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于1958年8月25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他要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天晚上,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等谈话,二十七日上午,又增加河南省四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这时,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已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一开头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至此,毛泽东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一个多月来苦苦思索,经过调查研究后得到的一个认识。毛泽东还提到,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银行将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③毛泽东的谈话,得到河南省委负责人和几位地委书记的赞同。

  毛泽东对能否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总是担心。这不可能不担心。到七月底为止,全国钢产量累计起来才三百八十万吨,而到年底只有一百五十三天,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生产七百万吨钢,谈何容易。但毛泽东当时还是有信心的。靠什么呢?用他的话说,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民更是和我们一条心。”

  农村中是有瞒产私分的情况,但并不多。当时主要是缺粮而不是瞒产私分。反对瞒产私分更加重了农村缺粮的情况。但是,毛泽东从“瞒产私分”这个问题得到启发而提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再一次地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他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在各类社会人群中,毛泽东比较关心又比较担心的是干部子弟。认为他们有优越感,脱离群众,担心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他们包括他本人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让他们多接触群众,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④

  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同时又提出,不要马上废除工资制度,将来再取消。他说:“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他认为供给制比较平等,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

  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第一天的与会者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

  根据毛泽东这个提议,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机关中,开始酝酿恢复供给制,有的地方并已开始实行。但由于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困难,没有搞成,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却相当普遍地实行了。

  他指出:“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毛泽东上述讲话,反映了他的一种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二十多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实际生活的经历,它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这中间,有合理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特别是对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平等作了绝对化的理解,走上绝对平均主义,就变成消极的东西,严重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说:“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因为同军队领导人研究我国领海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出席这两天的会议。二十二日会议讨论钢铁问题。陈云传达了二十日毛泽东听取关于钢铁生产问题汇报时作出的八条指示。毛泽东批评了前一段偏重于搞计划,忽视了搞生产;强调原材料调拨和生产要服从国家计划,要有纪律;提出开一个工业书记会议。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22日。)二十三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刘少奇说: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社的规模大小、社的发展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勉强,不要强迫命令。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应该是很自然的,就是全民所有制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示有三个条件,即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大为提高、教育普及和提高,由此消灭三大差别。在这次会上,柯庆施率先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不少人赞成。刘少奇表示:“吃饭不要钱,今天不作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他强调,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内容,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8年8月23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8月23日。)

  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一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这时,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经毛泽东审阅后交会议讨论。关于吃饭不要钱,毛泽东也表明了态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4日。)由于毛、刘的明确表态,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提这件事。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同时又说,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地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这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在逐渐深化。

  毛泽东为这个决议加写了一段话,是整个决议的灵魂和理论指导,全文如下: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规律、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⑤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

  第二天(二十八日)的会议,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讲的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比如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⑥从反对“本位主义”到赞成“本位主义”,毛泽东在思想上起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

  这一天的会开得不大顺利,不少人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三月一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⑦

  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

  三月一日下午,将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别参加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毛泽东指出:“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作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他说:“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的共产多了,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李先念插话:“二十七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吴芝圃插话:“他们(指参加河南省委正在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的人。——引者注)来的时候就谈本位主义,他们估计就是反本位主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王任重插话:“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⑧

  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

  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⑨上午八时,毛泽东又写信致刘、邓等,说:“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⑩讲话稿是指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会议上的讲话。十二句话,指当时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二句话。原来有一句“多劳多得”,毛泽东认为,“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了两句“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变成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

  ③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26日。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和河南省四位地委书记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

  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

  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8日。

  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1日。

  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

  ⑨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

  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

  ⑩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

  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

  三月二日晚,继续开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几位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毛泽东发表第四次讲话,因新到会的人都看了二十七日讲话稿,没有再重复那些内容。这次会开得比前几次显得轻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文件和如何开好六级干部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跳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说:“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

  毛泽东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确实给了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发。

  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

  关于这几天开会的情况,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很能反映一些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摘录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①

  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49、450页。)

  三月五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出席的又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长篇的讲话中,又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地表达他纠正“共产风”的决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为了迅速扭转一种形势,总是爱使用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是极而言之的话,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毛泽东的一种鲜明性格,是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许多场合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说的:“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胡乔木插话:“等价交换没有说清楚,只说了社与社,社与国家,没有说社内的等价交换。”)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②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稿中,有他作自我批评的话,他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全党办工业问题。出席工业书记会议的全体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的时候说:“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③这句话倒是透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情,同发动“大跃进”时迥然不同。他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感到沉重,这是他最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在郑州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纠正错误、扭转局势之中。他虽然还没有能够找到导致丰年闹春荒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却透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中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集中成果。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对原先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在纠“左”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子。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④尽管如此,由于受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包括毛泽东在内,纠“左”还要走过相当长的路程。

  毛泽东以欣喜的心情谈到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一个决议。”

  ①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

  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人民公社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新事情。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有个同志(指柯庆施。——引者注)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要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他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③同上。

  看来,毛泽东对他写在决议上的这句话,心里并不那么踏实。这句话在公社化运动中造成很大危害,急于过渡,大刮“共产风”,同这句话有很大关系。后来他很后悔,并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0页。

  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毛泽东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他想,既然粮食几倍、十几倍地增长,粮食多得都使人发愁,那末,还要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呢?所以,他提出一个设想,拿出三分之一的耕地植树、种草,真正实现绿化。他说:“现在中国刚刚建设,我们要想到怎样建设得更合理,更好一些。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规划一下,搞得很美,是园林化。”毛泽东的这个愿望看似很美好,但却是建立在浮夸虚报所造成的假象的基础上,只能流于空想。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毛泽东说:“有一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这时,刘少奇插话说:“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

  可能由于长期指挥作战的缘故,毛泽东在指导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常常采用类似用兵作战的方法,使用一些军事术语。他说: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又着重讲了抓工业的问题。他说: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工农商学兵什么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要第一书记来抓。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从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关于生产计划,毛泽东主张有“死”有“活”,全国一盘棋,一个计划,分级管理,有重点,有枝叶。.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产任务,这是“死”的,一吨也不能少。明年二千五百万吨是“死”的,如果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二百万吨归地方自由支配,就是“活”的。

  毛泽东在会上推荐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8,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要求公开出版,广为传播。他说,这本书,第一,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二,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验。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

  历时十四天的北戴河会议,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完成了各项任务而结束了。这次会议一共通过了四十个文件。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①(①原定为1100万吨,根据薄一波的建议,在发表会议公报时改为1070万吨,正好是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的两倍。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31、732页。)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O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标作为党中央的正式决定来公布,给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

  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75页。)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个举动。满山遍野的小土高炉,一到夜晚,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火光。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引起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破坏了大量林木,大批劳动力从农业战线上调出来炼钢铁,严重影响了农业收获,搞得丰产不丰收。这些代价太昂贵了。

  与此同时,在全国农村立即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先做试点的范围,突破了他关于明年春天实现公社化的规划,他和刘少奇再三讲的暂不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意见也不算数了。其来势之迅猛,远远超过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九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二万三千多个公社,平均每社近四千八百户,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同时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

  “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合起来被称为“三面红旗”。

  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些,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大跃进”中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当他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富于浪漫色彩的瑰丽诗句,不仅是对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奇迹的赞叹,不仅是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无限感慨,也是对“大跃进”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的颂扬。

  毛泽东深知抓住时机的极端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国驻外使节谈话记录,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对于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中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决定的因素。第二,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形成了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由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从主观条件来说,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够适应“大跃进”,并能够保证“大跃进”不出大的乱子。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很满意,认为发展速度太慢,决心另辟蹊径,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八年的实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还很不足。别人的经验不愿意照搬,自己的经验又很缺乏,这样就很容易把过去领导革命的一些成功经验移用到经济建设中来。用群众运动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搞经济建设,就是突出的例子。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中,他背离了这些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策,片面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很多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调查研究不是没有,但大多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或是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中得到很多并不真实的和虚假的东西。而这些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从上面(包括毛泽东本人)用行政力量压出来的。根据这些来决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多么危险!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地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过去那样讲实事求是,从思想路线上偏离了正确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以后二十年的曲折道路,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

  “大跃进”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凭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可以快一些,也应当快一些。但是由于要求过急,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无法实现的工作任务,而且把是否实现这些高指标和工作任务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样,就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坏作风的滋长。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被抛弃了。主观愿望代替了科学论证。所谓“破除迷信”连科学的东西也破除了。以“一0七0”的钢产量指标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指标,牵动了全局,一压下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完全打乱,许多正确的政策规定也成为一纸空文。

  毛泽东曾经谆谆教导党内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面前,他自己却骄傲起来了。他常说: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没有想到;农业合作化完成得那么快,他没有想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那么顺利那么快,他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原来以为十分困难的任务,都一个一个顺利地实现了,在他看来,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由于他过分地自信,由于听到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就逐渐地难以再听不同意见了,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深刻总结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不可抹煞,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对此,邓小平在过了二十多年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刷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308、309贝。)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正地作出如下论断:“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l司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②(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8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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