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二十三条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续任国家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细细探索起来,“文革”的前奏早已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其前奏,“四清”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对毛泽东来说,对全党来说,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些都是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典型经验逐步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在探索,刘少奇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这中间,毛泽东的意见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而他的许多意见也是集中了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刘少奇虽然不断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但毛泽东已经不再同刘少奇商量重要的想法。

  运动也是其前奏。毛泽东对外“批修”,对内搞“四清”。“四清”运动,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十中全会之后,由于忙于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覆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冲突激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中央工作会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刘少奇: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后来,“四清”与“五反”运动合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①(①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毛泽东以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复辟,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变色”,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发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有刘少奇、邓小平参加。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这个时候,“四清”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宣讲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②(②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毛泽东在谈话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3年2月26日。)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上。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他早在庐山会议上便已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斗垮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已在寻找新的斗争对象。他的极左思想不断膨胀,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少奇。

  建立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呢?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具体方案。他主要强调要靠教育,并且渴望了解下面提供的实践经验。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同志的重视。

  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他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为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推荐批印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并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究。

  夜深了,陈伯达服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那是一只机要电话,势必有要紧的事要告知他。他赶紧驱走睡意,接了电话。果真,事关重大:毛泽东要他马上去一趟!陈伯达岂敢怠慢。对于毛泽东的召见,他总是召之即来。毛泽东习惯于夤夜工作,苦了陈伯达。

  刮“共产风”那几年,毛泽东也曾批评过基层干部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按劳分配原则和价值法则,违反和破坏了这些原则。现在又说基层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这两种批评合在一起,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认识和理解。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就“四清”、“五反”、反修防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究竟“怀的什么孕”的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根本问题,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五反”运动非搞不可,不然会出修正主义。

  匆匆赶到毛泽东那里。原来,毛泽东要起草一份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由他口授,陈伯达笔录。

  最后,毛泽东还特别嘱咐大家,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经济工作。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2月28日。)

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并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像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从毛泽东的话里,陈伯达这才轧出重要的“苗头”———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当时,由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同国内严峻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思考如何防止国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原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分歧由来已久,直到这时终于表面化了……

  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三月二十三日转发,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同时,他认为一定要把贫下中农组织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那个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像搞“文革”一样,事先并没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而是干着看,边干边摸索。

  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这是保定地委在农村贯彻“六十条”、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当中提出来的。他所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贪污盗窃等现象。报告认为这些都是损害社会主义、损害集体经济的行为,并且写道:“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4页。)毛泽东四月八日南下路过天津时看到这个报告,当即予以肯定,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随后路过济南、南京时,向山东省委和江苏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个报告。(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运动的部署。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并于3月1日发出。

  毛泽东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刘少奇对社教运动是投赞成票的。

  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到了上海,四月二十五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这几个报告。但当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毛泽东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加以强调的必要,于是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这些报告的批语。后来,周恩来追述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四月二十五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四月底。到五月二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①(①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5月18日。)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视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杭州小型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次提出十条政策,人称“前十条”。

  毛泽东很快觉得,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仅仅依靠一个一个地批转典型材料已经不够了,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毛泽东为“前十条”的前言,亲笔加了一大段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所加的这一大段话,后来被作为毛泽东的一篇著作发表,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从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

刘少奇没有参加杭州小型会议。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于4月12日至5月16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4国。杭州小型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十条》,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前十条”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十条”的核心,便是“抓”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前十条”指出,社教运动的任务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批语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思想指导和基本素材。

同时,刘少奇为了能够了解“四清”运动的实际,要求王光美下乡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少奇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

  对“前十条”,刘少奇是支持的,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称“后十条”。“后十条”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刘少奇也是支持的。刘少奇对于社教运动所作的几次讲话,有些观点也相当“左”。

  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是五月二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在征求中央其他领导同意后,于五月十日发出。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宋任穷报告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2日。这个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5月10日。)

这一时期,刘少奇也多次提出“挖根子”。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指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根子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不敢犯大错误。

  但是,后来刘少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主张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一定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高度去上线上纲。再如,毛泽东提出社教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不同意。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这时,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内容已经形成一个基本规定。

科员不拉科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处长不拉部长下水,也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也不敢胡搞。他强调,上面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毛、刘之间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渐激化。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着眼于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虽然提出要追中央的根子,但他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还是信任和倚重的,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与刘少奇“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贪污腐化、“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甚为不满;另一方面,又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特别是1962年发生在中央高层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使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着与刘少奇不同的思路。而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在运动开始时尚不十分明显。但随着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分歧日益加剧。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大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12月底,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杨尚昆揭秘:毛泽东刘少奇因何事爆发正面冲突

  从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况且第一阶段会议毛泽东也未参加,也就劝毛泽东不必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不料,毛泽东心中不悦,径往会场,出席会议。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19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维民曾长期担任杨尚昆的秘书,也曾跟随他到长安县蹲点,他将杨尚昆的这几次谈话整理了出来。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收录了此文,原题《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节选部分内容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毛泽东说到社教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了一段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①(①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7日。)

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历史照片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他猛吸着烟,沉默不言,顿时会场陷入了僵局……

  第二天,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刘少奇对毛泽东历来是十分尊重的。但是,在指导“四清”运动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毛、刘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杨尚昆对这件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和我们简要地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毛泽东说一条,陈伯达记一条。

  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由彭真汇报前一天晚上他们自己讨论的情况,表示文件没有写好,作了自我批评。彭真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会上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四清”运动中,毛、刘渐生裂痕

  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陈伯达尽力提起精神,却只是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自己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就在八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①(①毛泽东对《中南通讯》编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中的四个文件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8日。)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出发前,田家英对我说,他是毛泽东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田家英还认为,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一些言论和1962年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批评以后,在政治上毛泽东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果然,这次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总算记完了,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陈伯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彭真汇报到对阶级斗争调查研究做得不深人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我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

  陈伯达回到家中,囫囵而睡。安眠药的药力总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两个多小时,赶紧翻看记录,心不由得收紧了。

  有人谈到,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这句话,出自一本流行于民间的说唱书。从此,这句话就在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中流传开来,颇为时兴了一阵。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1963年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去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总结的一套“左”的经验,为刘少奇指导全国“四清”运动提供了依据,认为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宣讲她的“桃园经验”,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毛泽东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下面的同志对此也有些反映。这个情况我对刘少奇讲了,我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刘少奇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他,固然早就“跟准”毛泽东。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刘少奇是第二号人物,也必须“紧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使他肃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之多。此后陈伯达写文章,也言必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刘少奇的地位更加显得重要。陈伯达看风使舵,与康生一起,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红旗》杂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万册单行本。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陈伯达原本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眼下,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裂,陈伯达必须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理所当然,他倒向毛泽东……

  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刘少奇与王光美

  ※        ※         ※

  最后,毛泽东说:“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8日。)这等于宣布会议结束。

这几件事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他着急地要整理笔记。无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状态下所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打电话急召王力,王力还在睡梦之中呢。王力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去。

  可是,九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来信,希望向他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的处理情况,同时想就便在杭州与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问各中央局书记:“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大家表示留下来等总理。这样,会议就又延长了四天。

“二十三条”矛头指向刘少奇

  王力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此时只有44岁,头脑比陈伯达灵活。他帮助陈伯达从那混乱的记录中理出头绪,分了一条又一条。

  五月九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1964年冬,“四清”运动“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中央利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各地大多数负责同志都在京的机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准备再制定一个指导“四清”运动的新文件。我是人大代表,按照中央的通知回京参加会议,同时,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就在这天,会场上再度出现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毛泽东在讲话之前,亮出了手中那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毛泽东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他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他写道:

这次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以及开展运动的方法等各方面都有分歧,刘受到了毛的批评。会议开始用了5天时间交流情况,提出问题,准备起草文件。关于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说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运动的性质就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只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直到毛泽东开始讲话,大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有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有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陈伯达起草会议《纪要》,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文共17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照发”。12月2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纪要》。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

“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产生裂痕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作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如此盛怒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几十年来头一回。两位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纪要》印发后,会议继续进行。1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讲起,说那个时候单干风刮得很厉害,邓子恢就是一个。我讲了形势、阶级、阶级斗争以后,情况就变了。他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本小册子,严肃地说:《宪法》、《党章》都是我们自己通过的,为什么自己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我这个党员能不能参加你们的会议?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一次会议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曾被刘无意中打断;在这次工作会议之前,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曾对毛泽东说,你也可以不参加这次会议。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12月31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四清”工作队1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烦琐哲学”,反人家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联,结果运动冷冷清清。1月8日,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了一段话:“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纪要》形成23条,1月14日正式发出,这就是那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二十三条”。

  陈伯达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唯一的抉择,便是继续“跟准”毛泽东。

  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

1964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他唯毛泽东之命而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

毛、刘关系出现裂痕,还可以追溯到1959年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反“左”,彭德怀的信印发以后,突然变成反右,对此刘并不赞成。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显然,刘的这番话毛是难以接受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同时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没有顶住“单干风”,思想右倾。1964年底毛、刘终于在“四清”运动性质问题上爆发了正面冲突。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讲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公开号召全党向刘少奇造反了。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

杨尚昆披露:窃听毛主席 60年代“秘密录音事件”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北京日报》6月19日刊登巴人撰写的文章,介绍了那段历史。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

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多次谈话。而这几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

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

毛泽东为何大发脾气?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总算把文件全部写出,排好,众“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陈伯达却没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区———亲自给毛泽东送去。

  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经过毛泽东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关于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他是这样写的: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人称“二十三条”。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强调了此件乃“标准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与此件的“抵触”之处。

  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

在此后的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中央

  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

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

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和通过了中央书记处的一个决定,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

  这份由毛泽东主持、陈伯达执笔的文件,在第二条“运动的性质”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并为有关人员平反

  ——实际上已具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雏型。

  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

  第二条原文如下:

  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二、运动的性质:

  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

  几种提法:

皇家赌场登录网址,  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①(①

  (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年7月版,第292、293页。)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理想。他特别看重干部要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一)形势问题。着重说明整个农村的形势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列举九个方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所列举的这些事实中包括: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法统治的活动;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其中引用了湖南省委报告中的一段话:“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五)依靠谁的问题。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在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强调一定要分步骤,一定要经过试点。(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以上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决定草案附了经毛泽东批转过的二十个材料。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这几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并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他写道: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

  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各地纷纷开始“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后来,社教运动发展为“文革”,发展为全国、全面地“整走资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条”中已不点名地批判了的刘少奇———“中国头号走资派”。正因为这样,这个“二十三条”,已为“文革”埋下了祸根

  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

  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他分析了人的认识形成的两个过程、两个飞跃。首先是无数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0、321页。)

  这个“前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发,较之《实践论》,更为简洁概括、通俗易懂。其中说到认识上的第二个飞跃比认识上的第一个飞跃“更伟大”,实际上就是突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毛泽东切身的经验之谈。“前言”写作的直接动因是读了二十个材料和起草决定草案,但他所抽象出来的哲学思想,则远远超越了这些材料和决定草案的范围,形成了一个科学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这篇文字写作的由来,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有个回忆。

  他说:

  “一九六一年年底,有一天我到主席办公室。毛主

  席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什么叫思想,人的正

  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对主席提出的问题,我一时答不

  上来。主席笑了笑说:这样简单的问题,有些人并不懂

  得。他对我解释说,人的正确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本来就有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

  来的。毛主席告诉我,他正考虑在他的《实践论》的基

  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情况,再写一篇哲学著

  作。……现在搞社会主义,这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

  王国,要想使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这

  里有很多条件,就像你们游泳也有个规律,也要有条件

  一样。……学游泳必然要喝几口水,只有喝上几口水,

  才能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搞社会主义也是

  这个道理。接着毛主席又意味深长地说:人们常说,

  ‘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

  留点文就行了。”①(①张仙朋《为了人民……》,见《当代》

  杂志1979年第2期。)

  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总结建国以来主要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毛泽东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想从认识论的哲学高度加以总结。当时,他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讲述这个问题,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但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他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有自由的活动。可见这个“前言”是酝酿已久的。

  毛泽东对决定草案的第十条也加写了一段话,强调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要性,提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10日。)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一跑。他对在座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说:你们明天可以把草案带回去,每个省也可以发一份。开会的方法,可以先发材料,要先看这二十个材料,看个三天五天,议一天,引起议论。不要使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接着,大家对决定草案进行讨论。

  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说,小平同志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

  周恩来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关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关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曾作过专门分析。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①(①毛泽东听取薄一波、谭震林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重视生产斗争,但他更重视阶级斗争。他认为,不搞阶级斗争,人们的精神面貌振奋不起来,还是搞不好生产。多少年来,他形成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抓革命,来振奋人们的精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推动生产的发展。这就是他常说的“抓革命,促生产”。

  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在前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这主要是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这一次谈话又强调了另一面,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1日。)

  决定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2日。)

  杭州会议结束了。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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