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解放战役的副帅

《斯诺眼中的中国》这本书中写道:“1949年的历史充分证实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战略是正确的。……在北京的故宫前面,他站立在毛泽东和朱德身旁,千百万张笑脸朝着新朝代建筑师——人民共和国三巨头之一的周恩来欢呼。”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回延安的前三天,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第二天,他在给郭沫若、于立群的信中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
  他回到延安后,12月17日给在上海的宋庆龄的信中,就从力量消长预测了胜负前途。他说:“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的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的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31日,他又给郭沫若写信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历史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这些战略性的预测是十分准确的。1947年12月,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7年又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译东擘划和指挥了这场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相去万里,历时4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毛泽东在1950年2月27日曾经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6月30日夜,人民解放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20年来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计,是周恩来提出来的。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经势不可免,和平已经没有希望。这个月中旬,周恩来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18日,他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这一战略的最初提出。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下来就是作好准备和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了。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然存在着幻想,周恩来必须彻底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和谈已经破裂,而第三方面人士仍然害怕破裂;国民党提出要很快召开“国大”,中共则要争取第二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以孤立蒋介石。在这样的形势下,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从1947年3月19日起,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同时指挥全国各战场的战争。4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告刘伯承、邓小平,你们应在黄河东西两段同时准备充分的船只及其他必要事项,以便随时可以从东面或西面采取渡河行动。5月3日,中共中央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位于长江北、黄河南的蒋军顾祝同系统,刘邓军10万立即开始休整,6月1日后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州、汉口,或打汴梁、徐州,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陈粟军受刘邓指挥。6月30日晚,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13万人强渡黄河南下,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转战陕北中,西北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蟠龙战役胜利的五天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的电报,内容是:“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
  1947年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战绩。他指出:一年中,歼敌112万,国民党军从建制、人员、武器来说都损失了大约1/3。1947年3月至6月,敌人的攻势已成弩末,除山东、陕北两处外,我方都转入了反攻。预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最上也将超过敌人,今后的发展必须求之于外线作战。这年8月,在他亲自领导下写出了战争第一年的总结,为制定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9月28日,他在陕北葭县(今佳县)神泉堡作报告,阐明战争第二年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至于打倒蒋介石,“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
  1948年6、7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歼敌9万多人。7月1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吃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这预告了战争在新的年度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1948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总参谋部写出了战争第二年的总结,作为决定战争第三年战略方针的依据。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如果战争的第三四年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方的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那么胜利可能来得更快,我们应当有此准备”。
  这一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解放济南、歼敌10万的胜利。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这一胜利“证明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他认为,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开端,决战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对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很多电报,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都有过详细的指示。1948年10月2日,周恩来就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锦州后,林彪对集中兵力攻锦州的方针发生动摇,并要华北杨(得志)、罗(瑞卿)、耿(飙)兵团支援东北一事,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电。电文中指出,“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15日,锦州解放,歼灭敌人10多万。17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部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指明了锦州战役必将发展成为解放全东北的大战。
  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北解放的大局已定。在此情况下,2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同电并告林彪、罗荣桓等,要他们加紧修通中长路陶赖昭至四平段,以便解放沈阳后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推进。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蒋介石和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同志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三兵团西开协同第一兵团攻太原后北返,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执行围攻归绥计划,以防傅部西退,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共同夺取平、津。这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规模,并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12月末的计划,提前进关。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29日,平津战役开始。12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长期以来,周恩来从事着同一些国民党将领的秘密联系工作。1945年12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的电报中,要他们做好争取原西北军将领的工作。在战邹发的关键时刻,这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6年6月16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冯治安的副总司令张克侠已被国民党方面注意,现要将其妻子子女先送到解放区,请告徐冰洽办。17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转陈毅说,吴化文愿意找出路,请陈毅联系。后来,济南战役中,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约2万人阵前起义,促使战役提前12天结束,人民解放军减少了二三千人的伤亡。淮海战役开始,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多人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这也是使得淮海战役扩大规模的因素。
  在指挥解放战争中,周恩来日夜繁忙,席不暇暖。他参与各战备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都曾以电报作出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22份。1948年,为了使部队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他为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番号的规定》。1949年6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式样。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1946年12月16日,被任命兼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有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参加,展开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迅猛异常、一浪高过一浪的斗争。“从解放区自卫爱国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和胜利中,取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
  第二条战线的基础,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长期工作中打下的。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推动了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1946年6月,周恩来批准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的建议,决定组织上海各界代表到南京为和平而请愿。代表们6月23日在下关车站遭到大批特务围攻和殴打,暴露了蒋介石不要和平的原形。从“一二·一”到“六·二三”的和平民主运动,为形成第二条战线,迎接更大规模的斗争作了准备。
  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后,1949年1月,调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系统,以便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分析了蒋管区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事实,激起了中国人民去年年底的反美抗暴斗争,美蒋反动派更加陷于孤立。会议通过了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中国政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高潮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947年,学生运动高潮迭起。5月5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5月20日,蒋管区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次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全国20多省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市民运动、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等汇合一体,持续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路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5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又指出:在学生运动中望坚持党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国民党的中央社当时有一个显然是缩小了的统计:从1946年12月到1948年6月,共发生“学潮”109次,506天。它说,“学潮”和中共的“一切号召和要求完全是密切呼应,若合符节”,“公然在政府后方开辟所谓第二战场”。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周恩来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区别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合法主义,也避免了发生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左”倾错误。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这个指示中说:“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它分析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或者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指示提出应当“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凡是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大批撤退到解放区,如上海撤出约2000人,北平撤出约1000人,南京撤出约几百人,这部分人在解放后大部分回到了城市,成为人民政权各条战线的工作干部。留在城市内不撤走的,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千方百计护厂、护校、护店和保护一切公共设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或毁灭城市的企图,里应外合,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整地解放和接管城市,为国家和人民保存了元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提出: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他们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筹进,完成大业。
  这以后,周恩来就一面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一面用很大部分的精力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政权。
  从1948年秋天开始,几百个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海外到达解放区。为了使他们平安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11月初,他受已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委托,开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1949年2月27日,那时他还在西柏坡住,就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批示把它们印成一册,名叫《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供大家协商讨论。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任主席,致开幕词。第二天,他在会上作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并说明,我们的共同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上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周恩来被推选为常委会副主任,并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为了起草好《共同纲领》,6月下旬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一个星期左右,亲自写出全文,以后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才形成草案送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8月26日至2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会上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有备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第二天,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报告说: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局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他说,我们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我们的经济政策要“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我们的文化政策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我们的外交政策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我们的国家要“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9月27日、29日,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棠。30日,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在全体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席)。下午6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后,毛泽东宣读了他所撰写的碑文。这一碑文后来由周恩来手书,永远地镌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从此,开始了他26年国家总理的辛勤劳苦的历程。

中共自建党始,其所有工作和斗争,都是朝着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创建一个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方向而努力的。进入解放战争后,在国共两大阵营生死较量的结局基本明朗后,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中央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政策,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和凝聚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推翻了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在敌我力量对比转换和国内战局推进的同时,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任务,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根本制度和大政方针,并对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法理的程序和步骤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终结,又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将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 建国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就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协商在西柏坡、哈尔滨及李家庄、香港等地已进行了一年多时间……

任何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无不是以国家政权的占有为目的的。为了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创建一个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奋斗了20多年。可以说,中共建党之后的所有工作和斗争,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然而,也只有在进入解放战争后,在国共两大阵营生死较量的结局基本明朗之后,这一目标的实现才真正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中共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政策,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和凝聚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最终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转换和国内战局的推进,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根本制度和大政方针,并对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法律程序和步骤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不单是法理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更迭,更是区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时代:既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终结,又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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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谈中的国家映像及其幻灭

周恩来致香港分局和沪局要求将协议草案给李济深等征求意见电(1948.10.30)

八年抗战,中华民族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国内和平和国家重建的曙光。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便敏锐地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1]1130在1945年8月9日的声明里,他呼吁全国人民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2]。抗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并没有撇开国民党独立建国的计划,而是期望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中共七大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3]1063的目标。毛泽东把这种“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联合政府称之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他形象地解释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4]16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5]7。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确定了与国民党谈判,迫使国民党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方针。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公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且提出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等在内的六项要求,作为同国民党谈判条件的基础[6]247。同时,也准备在某些方面对国民党作出让步。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全国的合法地位。要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7]400。

在哈尔滨协商筹开新政协

较之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3]1056这个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这是一种不得不然的选择。毛泽东亲赴重庆主持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中共方面提交的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提要共十一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在渝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各方人士,阐述中共和平建国的主张。他同《大公报》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曾有过这样的谈话。王对毛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8]415; 33-34。“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9]33-34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当时中共所力争的是自己“造饭”的权利,而不是要抛弃国民党这个“炉灶”。对于蒋介石的和谈的真实意图,中共也有清楚的认识。“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赞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10]277“彼方方针是拖延谈判时间,积极准备内战,利用敌伪及美国帮助,控制华北、华中及东北大城要道,建都北平,强迫中共接受其反动条件,否则,以武力解决。”[11]293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正如《解放日报》10月19日社论所言:“要由纸上的协定变为现实的东西,中间还横着许多严重的障碍。”[12]

1948年5月1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后,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部署指挥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内外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下,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行动周密地进行着。一批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在海外的民主人士自“南线”和“北线”(由平津等地至河北省平山县中央城工部驻地李家庄)陆续秘密到达解放区。毛泽东指定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筹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为了顺应全国人民对于国内和平的强烈期盼,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尽早实现,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在马歇尔参与的军事“调处”中,中共都向国民党作出过许多重大的让步,以期早日实现国内和平,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毛泽东公开表示,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介石合作,彻底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3]26。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及各区党委,应遵守停战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14]19。同时,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突然袭击[15]22。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发出通知,提出要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16]24。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历时22天的政协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军事三人小组也在2月25日达成国共军队整编的整军方案。尤其是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使得中共中央一度乐观地判断,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要求全党工作必须尽快适应这一新的形势[17]62、63。同时,中共已经准备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确定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刘少奇等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人选,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别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和部长职务,并且准备允许各党派到解放区进行社会活动,参加解放区政权[7]428。为方便尔后开展工作,中共中央机关也有南迁至淮阴的设想[9]56。

先期来到哈尔滨的有中国民主同盟东北地区负责人、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高崇民和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朱学范,随后由香港秘密“北上”的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中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谭平山、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章伯钧、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表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王绍鏊陆续辗转来到哈尔滨。1948年11月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爱国将军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女士,带着冯将军的骨灰和参加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遗愿由莫斯科回国来到哈尔滨。这样,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就集结了上述8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1948年秋冬时节,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定的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高岗、李富春就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实质性协商。

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谈判不过是用以迫使中共“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的一种手段;他另外一手即是“放手动员作战”,用武力消灭中共力量。他自信地认为,“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18]156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够代表约法[19]。会议通过了旨在推翻政协决议的多项决议。1945年11月9日和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决定在6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完成战争部署后,蒋介石便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毫不犹豫地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计划用3到5个月彻底解决中共问题。随着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国再一次陷入国共全面内战。就连负责调停国共争端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认识到,蒋介石已经“倾向于把武力政策作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20]223。不过,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却看到了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国民政府目前所遵循的策略却是这样的:在防止共产主义的努力中,它正在创造对共产党政权有利的种种条件——例如,目前的财政、经济情况,由于军事行动的继续将变得更加严重,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将给共产主义提供肥沃的土壤”[20]218。他的预言没用多久便得到了证实。

1948年10月8日,周恩来率中央统战部草拟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和《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两个文件,经毛泽东审改后,发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李富春。中央指示高、李就文件中提到的新政协诸问题,与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举行商谈,并指示“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与此同时,周恩来及中央统战部的同志与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进行了会谈协商。

深谙蒋介石权谋的中共领导人知道,轻信就会吃亏,所以谈判归谈判,从未放松过对内战的警觉。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在评论这次谈判的意义时说:“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21]1159。”同时,他明确告诉政治局的同志:“我们的方针,既要确定同国民党谈判,同时准备蒋一定要打。蒋采取两面策略,我们就学他,也实行两手[22]760”。1946年3月中下旬以后,随着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发展,中共中央改变了关于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带领全党逐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3月14日,中共中央电示各大战略区领导人:“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23]98。”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中共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措置自如,进退有据。在内战最初的半年多里,中共对国民党军的作战一直是用“自卫战争”的名义①,为恢复谈判留有余地。大战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各在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和南京中共代表团,估计大打半年后,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再次明确党的方针是争取长期和平,应全力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9]93、97。就是在全面内战爆发的三个月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蒂尔谈话中还是表示:如果蒋介石能回到依照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解决国内问题的轨道上来,“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24]1203

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恳谈一两次,征得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意见并请民主人士提出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名单。

凭借着巨大的军事、经济优势和美国政府的支持,自以为稳操胜券的蒋介石当然不会罢手。他一面指挥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一面指使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从而彻底关闭了和谈的大门。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25]244。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返回延安。行前,他曾致函郭沫若:“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26]356至此,中共中央判定,只有打倒蒋介石,才有真正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毛泽东11月18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说:“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这也是他第一次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代替此前所用的“自卫战争”。在11月21日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用战争方式彻底战胜蒋介石的决策。毛泽东指出:“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27]199他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划了大致的蓝图: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到那时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28]782。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我,我就输了”。“现在究竟谁要打谁要和,人民已经知道了;美国政府的欺骗,人民也更清楚了。”[27]199从这时起,中共的战争目标已不再仅限于保卫解放区,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全面内战进行了3个月,基于对国内战局、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分析,毛泽东便预见到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29]1211还说:“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30]2211947年1月1日,毛泽东在修改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中,特意加写道:“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比现时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9]158

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

1947年2月底,国民党方面通知留守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中共代表,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最后地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311。3月中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胡宗南占了一座空城。蒋介石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②美国人的观察并不那么乐观,司徒雷登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显然很久以前共产党就为这一不测事件作好了准备。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保卫延安的真正打算,如果保卫延安意味着蒙受损失的话。他们更注重坚持长期发展的战略,从一切遭受敌人压力的地点撤退,把敌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击战术逐步暗中破坏敌人的力量。目前政府的战线严重地发展到孤军深入、四面为敌的地区。”[32]71撤出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与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4月10日,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社论时写道:“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这是日本投降以后,第一次公开号召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9]181。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在东渡黄河后曾对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33]259战争进程完全是按着毛泽东的预期发展的。

1948年10月21日,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会议室,高岗、李富春根据党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邀请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和高崇民,举行了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协商筹开新政协会议实际上由此开端。高岗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精神。会上,各民主党派代表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各项建议,希望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解放战役的副帅。二、耐心等待时机成熟

座谈会讨论了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大家不免联系旧政协进行对比。沈钧儒是唯一参加过旧政协的民盟代表,大家先请他发言。沈扼要地介绍了旧政协召开的过程,以及在旧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情况。他说:“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在美蒋勾结下,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都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又说:“尽管如此,民盟为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许,民盟和中共的关系益加亲密,促使民盟同志更加成熟,更加进步。”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战略进攻的军事部署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群众更加不信任他,当然还未绝对孤立,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是一个过程。从过去一年的战绩看,用五年的时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计划是有可能的。他再次重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34]266、267。也就是在会前的十多天,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攻击中共“早已以武装叛乱集团自居,而自外于政党之林,不惜与国家民族为敌”,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35]755。针对这一情况,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致电中央,建议考虑成立中央一级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要以中共的中央政府对抗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于7月25日复电林彪:“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9]209毛泽东思考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大量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先成立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他实际上提出了成立中央政府有两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在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之后,一是全国的民心更多地倾向中共之后,这都还要时间去完成。这是中央与战略区领导人第一次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交换意见。尽管从实际操作层面暂不考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为动员鼓舞全国人民投入反蒋斗争,提出这一目标则是完全必要的。在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还明确提出,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6]1237。正如周恩来所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37]276。

大家接下来的发言颇为热烈。其中谭平山的发言较为系统。他强调说:“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他谈到:“当前有些人却以为这是旧政协的还原,一心以为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旧政协现在重新恢复过来了,其实新旧政协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美帝还装着盟国的姿态,马歇尔还能装作举足轻重的公证人;国民党还以中国第一大党自居,蒋介石俨然是旧政协的中心;真正能够代表民主精神的国民党民主派被排斥在旧政协之外,特别是蒋氏利用旧政协开会期间调兵遣将,与美帝政治欺骗配合,一到时机成熟,他们就破坏旧政协,显然是一种有阴谋的行径。”

到1947年底,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近170万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战场的战略展开,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进到江淮河汉之间,陕北、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收复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战争的主动权已转向中共方面。国统区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民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而遭到取缔,使得中间派人士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第二条战线已经形成。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9]252

谭平山还说道:“现在中共号召的新政协,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决不允许反动分子参加。美蒋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当然不能参加,也不容许插手。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贤达所组成的。新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绝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政纲。同时,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形势时说: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已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我们把转到外线作战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要叫进攻。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况到今年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另外我们的主力打出去了,又减轻了解放区的负担。“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38]328-329、333据此,他在为会议提交的报告中作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39]1244毛泽东的报告还对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政策作了系统阐述。他重申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将其称为“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军事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经济方面宣布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纲领。在这个会议,又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题。会议决定,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7]511。

由于提到领导问题,朱学范补充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唯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得以真正的实现。”

实际上,对于宪法的研究和草拟一直在进行中。还在1947年初,周恩来就代表中央,指示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起草全国性的宪法草案,供计划召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之用。毛泽东为此致信新到解放区的法学家陈瑾昆说: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法律相区别,另方面,又与欧美日本一切资本主义的法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40]217。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吴玉章和陈瑾昆的信中又强调:宪草内容宜从长斟酌,就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原则,也就是《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所阐明的原则[41]288、290。1947年4月到10月,中央法委会先后完成了两个宪草初稿③。负责宪法起草工作的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的发言中指出,起草宪法的指导思想是新民主主义,并且报告了宪法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毛泽东提出:关于宪法,近期内不会颁布,过早颁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应该着手研究。关于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现在暂不考虑,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至少在平绥路打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38]335-336。这样,宪法起草工作被暂时搁置④。

第二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

非常巧合的是,司徒雷登1948年3月17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用了“高潮”一词,却完全是另外的涵义。“政治与军事的崩溃正接近早已预料的高潮。”“人心沮丧、恐惧、疯狂地想从毁灭中拯救些什么,这些情况正加速发展,同时心理上又不知所措。”[32]173、174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42]3076尽管如此,国民党仍于3月29日召开“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并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蒋介石在会上旧调重弹,仍说要“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消灭中共。

1948年10月23日,第二次座谈会举行。大家对新政协的原则、新政协的参加范围、新政协重要讨论事项、如何成立中央政府,以及筹备会的组成等具体事宜进行讨论,发言非常踊跃,会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致同意“排除南京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的主张。章伯钧说:“规定得坚定明确很好。”对于新政协由各党派、各方面共同组织筹备会负责召集,均表示很满意。章伯钧说:“非常满意,非常周到,中共中央的政治风度是伟大的。”蔡廷锴说:“中共之伟大超乎理想之外,在港商谈,是主张或由多党派、或由中共、民革、民盟三大团体召集,现在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召集,非常之好。”朱学范说:“中共中央政治风度超出各党派理想之外。由各党派共同召集,我想各方面均会十二分满意的。”大家同意中共中央10月15日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文中提到的“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意见就分歧了。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及民社党革新派是否参加的问题,有的认为可以参加,有的认为不能参加。谭平山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胁从分子,如能弃暗投明,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在言行上有积极的表现,也只能免除与反动派头子同归于尽的命运,不能参加新政协。朱学范想起冯玉祥、何香凝都主张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愿意与民主阵营合作的人,李济深的来信中更是着重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朱学范与蔡廷锴、李德全三人都认为是否准许这些组织的人参加,得视形势发展审慎研议;沈钧儒也作了补充发言。中共中央接受了会谈协商的意见,在原协议草案中增加规定:“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并在此后的商谈中又加了一条:“此外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这就给国民党开明人士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力量打开了大门,留有余地。这是新政协获得大团结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一条。

就在蒋介石仓促登上总统宝座的时候,毛泽东却在3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通报中再次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是恰当的时机呢,毛泽东给出了更为具体和明确的回答,那就是:“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在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43]1299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到中央政府的成立时间,可见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已在他的考虑之中。随后,中共的一个重要举措揭开了筹备建国的序幕。

在协商讨论中,大家除同意中共所提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外,还一致同意王绍鏊提出的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提议;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二单位分别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单位。对于筹备会召开时间,同意半数以上的代表到齐后举行,地点在哈尔滨。筹备会组织条例,同意由中共中央起草。沈钧儒还建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发给在香港的李济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征求意见。1948年11月2日李德全来到哈尔滨后,立即阅读学习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参加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

为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并为将来成立中央政府准备条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措施。毛泽东强调,必须“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他说:“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44]86-87首先是建立报告制度。1948年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以及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等。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于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保证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其次,作为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3月20日通报提出了准备成立华北政府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将统一在一个党委、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中央局。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通过了《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人民政府组织条例》,并民主选举董必武等27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依照人民代表会议的原则,积极探索各级政权建设的经验,为中央政府的建立在组织上做了准备。再次,为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1948年7月初,在华北财经办事处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建立财政管理的规章制度,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12月初,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以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最后,统一全军的编制体制。1948年10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指示,统一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及部队番号,全军随后进行整编,对部队重新进行装备和训练,正规化建设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所有这些,都为建立统一的中央人民政府准备了必要条件。

194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就沈钧儒等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协商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做出答复:同意在哈民主党派的代表提出的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可改为“全国教授”,但因南方城市尚待解放,仍应以平津教授为主要代表;“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可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其代表人物仍应以南洋为主,因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口号者最广最多。在筹备单位中,同意加上致公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两单位。这样,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共有23个单位。关于各单位人数,提议每单位至少1人,至多4人。其确定数目与人选由各单位提出,筹备会各单位协商确定之。筹备会组织条例俟上述各点取得各方同意后,由中共起草,各方审阅,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

三、五一口号与新政协的筹备

就在11月3日中共中央就沈钧儒等在协商中提出的意见建议做出答复的当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电,指出:“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5]146。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宣传口号,而是筹备建国工作正式启动的标志。会前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等,提出会议六项议题,其中就包括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4月27日,毛泽东致信北平市委书记刘仁,要他邀请北平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许德珩、吴晗等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将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等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冬季。”[9]3045月1日,毛泽东致信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指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而“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即政治协商会议。他在信中还提出了参加政协会议人员的条件,即“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46]90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和中共联名发起,会议决议必须参加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电报还提出了一个29人的初步邀请名单[47]197-198。7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目前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与在港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48]199、308。6月13日,中央再电上海局、香港分局,要求就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人员等问题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9]315-316。充分表现了对民主党派的尊重。

第三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得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自5月5日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马叙伦称五一口号是“转捩时局的曙钟”。“全国一致在企望着卖国殃民的反动的独裁政权早一日消灭,新中国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在企望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启示。现在是得到了。”[49]8、7收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来电后,毛泽东于8月1日复电李济深等:“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并就召开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正式征询他们的意见[50]144。同日,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将毛泽东电文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华北局精心组织和成功实施了接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的行动。从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从全国各地和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解放战争进行两年之际,新华社的社论这样写道:所谓国民党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和扩大政府基础这一项戏法,在过去一年已经演完,在中国革命人民的怒潮冲击之下遭到悲惨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时局的基本主张,特别是五月一日所提出的没有帝国主义走狗及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但获得了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也获得了中间阶层的热烈拥护。“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是变得更为强大了,不独在军事上取得了极为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有空前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各民主阶层团结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周围,人民力量的发展,及其对于反动势力的进攻,已经是不可抵御的了。”“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战争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中国。”[51]328后面一段话,是毛泽东修改社论稿时特意加写上去的。

1948年11月15日,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举行了第三次座谈会,就中共中央11月3日的答复进行商谈,各民主人士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给予的答复,同时提出两点新建议:1.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2.如再有增加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11月21日中央复电同意上述两点建议。

在西柏坡的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任务。他在报告中专门讲到了中央政府的问题,说: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议,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毛泽东指出,未来国家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只有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未来国家的政权制度,毛泽东也明确表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52]135-136这是毛泽东正式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来代替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10月10日,中共中央通报全党,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53]1347。11月,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的人民共和国。”[54]1359

其间,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将经过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8位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协商讨论并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文件转发给他们。电文中说:“请你们接到该项文件后,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建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一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

自1948年9月始,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主要战场上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150余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辽沈战役一结束,毛泽东便及时修正了对战争进程的估计,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55]1361而在国民党方面,则是“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满全国。”[56]642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宣称愿意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军队等条件。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中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57]13751月8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向美、英、法、苏四国发出照会,请求其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美国和苏联先后表示拒绝。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八项条件⑥。他在党内指示中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条件是针对蒋介石五个条件的,双方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58]30; 538。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发表谈话,拥护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张奚若、曹靖华、费孝通等北大、清华教授也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拥护[59]15。稍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指出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60]16、21九月会议后提出“准备”在1949年成立中央政府,此时宣布“必须”在1949年成立中央政府,用词的微妙变化表明建国步骤的加快。

11月20日,潘汉年、连贯致电中央,报告了在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情况及提出的意见,主要是:1.有人提出,民社党革新派可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与会者均不赞同。2.有人提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并见诸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3.有人提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文协大多数理事均在国统区,且多系蒋系人物,无从推派代表,仍以从文化界民主人士中提名较妥。4.有人提出,华侨民主人士中各阶层都有代表参加筹备会则更好。5.有人提出,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可以从哈尔滨方面征询意见。6.有人提出,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似应列为一个单位。与会者认为,梁先生个人参加是不成问题的,但其领导的组织不应列入邀请单位。7.有人提出,华南各省游击区人民武装有数万人,有斗争历史似应列为一个单位。8.有人认为,国旗、国歌应事先研讨准备。9.关于共同纲领草案,各党派正在研讨中。对以“新民主主义”为今后建国最高指导原则问题,民革方面有两种意见:一种赞同,一种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民盟方面有的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有的主张用“民主主义”,不必加上“新”字,但大多数意见均赞成“新民主主义。”

与此同时,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还在大批民主人士由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之前,中共中央就于1948年9月18日电示东北局,要热烈欢迎前来的民主人士。东北局主要领导要与他们正式商谈,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人选及议程的意见。9月20日前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拟从香港、上海、北平、天津等地邀请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名单。10月1日,毛泽东致电爱国侨领陈嘉庚,请各界侨胞就新政协召开提出意见。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慰问第一批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表示“一俟各方代表大体到达,弟等即当趋前候教。在目前准备期间,弟等已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同志等与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9]350到1949年3月,共350余位香港民主人士分四批乘船北上,到达解放区。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数十位民主人士也分别在1948年11月底之前进入华北解放区,到达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平山李家庄。为迅速商定政治协商会议的程序问题,10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包括应成立一个筹备会负责新政协的筹备和召集,以及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和地点、应讨论的事项、新政协的参加单位等内容。这个草案是与已到李家庄的平、津民主人士商讨后形成的。中共中央又指示东北局和香港分局,就草案征求在哈尔滨和香港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请他们提出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章伯钧和蔡廷锴提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重要意见为中共中央采纳,11月3日复电东北局:“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并特别强调,“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61]219。

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协商讨论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关于建国程序的变化。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原本提出的程序是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向中共中央建议说,新政协即等同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直接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

11月25日,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就新政协达成如下协议:新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文件和召集新政协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预定为哈尔滨。关于新政协参加范围及任务,决定:一、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二、新政协举行时间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三、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问题是共同纲领的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59]9。

随后,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发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表示“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人民临时代表会议即经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四、七届二中全会建国构想的实现

毛泽东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新年献词》中则直接明确指出:“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由于元旦文告列出的和谈条件为中共严辞拒绝,面对内外困局,万般无奈的蒋介石“决心下野,重起炉灶”⑦。就任代总统的李宗仁1949年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可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目的却是半分天下,划江而治。2月14日,由李宗仁组织的,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邵力子以私人资格随团前来。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代表团,就国共和谈及通航、通邮等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就正式和谈达成八点秘密协定②。颜惠庆等携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信返回南京后,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等人组成的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抵平。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会见张治中。毛泽东同张治中谈到了战争责任问题,对张说:重庆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等,都是你亲自参与缔造的,谁撕毁这些协议,谁首先发动战争,你比别人清楚。这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完全否定他们,全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59]21-22。还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62]97。13日晚,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共方面派出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15日,根据中共提出的方案草案,吸收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张治中后来说:“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63]843其间,周恩来几次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报告国共和谈情况,征求对《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

达成召开新政协的历史文献

1949年1月底,中共方面还接待了一个重要人物的秘密来访,他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为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曾于1947年初和1948年4月两次提出准备访问苏联,斯大林出于对战争发展和毛泽东途中安全的考虑,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他将派一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1月31日至2月7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64]207。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举行了正式会谈。毛泽东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问题,系统阐述了中共的立场和看法。他着重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新政权的性质,简单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二、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的课题对于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三、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青年们踊跃参军,加上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兵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四、我们这个国家,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五、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目前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此外,毛泽东还谈到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共党内的状况与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等[65]376-383。中共领导人对米高扬来访高度重视,显然是要通过他让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对中共的立场和主张、新中国的内外政策有清晰准确的了解,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

经过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的三次重要协商及以后的几次座谈,并结合香港等方面讨论的情况和意见,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代表,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李德全、朱学范8人,于1948年11月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此时距党的七大召开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次会议的任务包括: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草案,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批准军事计划,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外交政策等[66]235。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方针,要求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还阐述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指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提醒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他郑重宣布: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67]1435、1437。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也在会上作了发言。13日,毛泽东作总结讲话,强调新中国将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但在内容上,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是有区别的[68]皇家赌场登录网址,265。他还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69]589、836。毛泽东宣布政协开会地点改为北平,新中国亦将定都北平,是因为北平已于1949年1月下旬和平解放,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民主人士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就要垮台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去建立新政府,在中国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因此,抓紧夺取全国政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70]200。2月25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管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欢迎由东北、天津、石家庄来北平以及留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移驻北平。此时距他们从陕北杨家沟向华北出发,正好一年零一天。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退回来就失败了[64]222。

———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的表述:

4月20日,南京政府复电,拒绝接受协定最后修正案。翌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71]1451。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于4月23日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国民党划江而治的企图破产。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此曾无比痛心地说:国民党“从其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一句话,那个被它推翻了的腐朽官僚制度的一切弊病它全都有了。抗战胜利后,为了集中军队和秘密警察的力量去摧毁共产主义,那些弊病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威望。当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地向长江挺进时,宏伟的江防计划在政治纠纷、叛逃、出卖和混乱的撤退中成了泡影。”[72]236

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之,计有下列23个单位……

政协共同纲领是政协最重要的文件。还在发布五一口号倡议召开新政协时,中共就提出要制订为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所认同的纲领政策。1948年11月前,中共完成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两个稿本的起草。因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两个稿本的重点在动员全国人民力量支援战争上面。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追击,战争即将结束,共同纲领的重点必然要转向建设方面,原来的两个稿本“已不适用”[73]9-10。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周恩来担任组长的第三小组负责共同纲领的起草。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阐明了新中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关系、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国家的前途等问题,为起草《共同纲领》提供了理论和政策的指导。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查阅大量资料,亲自执笔写出共同纲领草案初稿。8月22日,送交毛泽东审阅。考虑到新政协与旧政协在缘起、性质和任务方面的区别,它已经具有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且作为将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共经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协商,将新政协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因此,共同纲领也由《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中共提出初稿到最后定稿,共经过七次讨论,充分吸纳各方意见。9月,毛泽东直接指导和参与了共同纲领草案的修改定稿。草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它给新中国制定了政权机构、军事制度和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政策的总原则,并且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个草案为9月17日召开的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接受。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施政准则。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74]357。

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

新中国的成立,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建国后繁重的建设任务,也需要苏联的经验和援助。为此,中共中央于5月初决定派出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秘密访苏。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党内指示,指出:“不久,中国人民的中央联合政府将要组成,中国将要进入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时期。中国革命向来都得到苏联的援助,这种援助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转入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中国人民将从各方面得到苏联更大的援助,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⑨6月21日到8月25日,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争取苏联及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为毛泽东访问苏联做准备,为建国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共在建国前夕采取的重大外交步骤。访问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书面报告。报告通报了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与中苏关系有关的问题。稍后,刘少奇又致信斯大林,就学习苏联、要求苏联援助的有关方面提出8个问题。[75]35-36刘少奇共与斯大林进行了6次会见和会谈。斯大林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国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赞成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赞成中共采取的外交原则。斯大林还就苏共在中国抗战结束后所提出的一些不恰当的建议表示了歉意,并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76]1-18。斯大林曾向刘少奇询问准备何时成立中央政府,刘说成立中央政府要在1950年1月,斯大林提出要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65]419。经过商谈,苏联同意提供年利率为1%为期5年的3亿美元贷款,为新中国建设自己的海军和空军提供帮助,派遣专家帮助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文化教育。这次访问对于加强中苏双方的理解与信任,对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每单位参加人数至少一人至多四人,其确定数目和人选,经其本单位提出,由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之……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特别提到了三年前召开的旧政协。“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77]342-343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筹备会于各单位到有过半数时,即可成立。

抗战胜利后的第四年,从旧政协到新政协,从旧的联合政府到新的联合政府,中共完成了自己的建国宏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而是一个质的巨变,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四年前所有的人都未曾料到的。

通过筹备会各种决议的手续,一般的决议,经多数通过,全体负责施行,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虽经多数通过,但少数仍有不同意见的单位,有不签名和退出筹备会的自由,不加强制。

注释:

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送各方审阅,经同意后俟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

①1946年7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各解放区:“敌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已从二十九日围攻五师开始。我即将进行自卫战争。”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第637页。

筹备会地址,预定在哈尔滨。

②《蒋总统秘书》,第3071页。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68页。

———关于新政协会议的表述:

③两个宪法草案初稿是中共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1947年8月和10月在山西临县后甘泉村完成的,分别被称为甘泉初期宪草初稿和甘泉后期宪草初稿。

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

④194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决定,其主要任务之一,是遵照中央指示,草拟有关全国性之法律大纲或条文。见《中央关于中央法律委员会任务与组织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563页。

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如下: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单位,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产业界、教育界、文化界、妇女界、新闻界、自由职业界、宗教界,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等,共计38个单位组成。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801页。电报还对香港分局7月中旬才将各民主党派5月5日通电全文报告中央提出批评。

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

⑥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9页。

新政协每单位代表人数为六人……

⑦《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7日。转引自刘维开著《蒋中正的1949》,台北时营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63页。

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两项重要议题,一为共同纲领的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

⑧协定内容是: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民,由中共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此外,协议还规定无论筹备会或召开新政协,均可按工作需要聘请若干民主人士及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

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欢迎苏联专家问题给党的组织及经济机关中党员的通知》

至此,这项牵动人心、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代表协商开启建国程序的文件讨论胜利结束。这份酝酿于西柏坡及李家庄,往返于西柏坡、哈尔滨、香港等地,最终在哈尔滨达成的文件,是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后,在新政协筹备活动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它为后来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乃至新中国的诞生,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整个讨论过程,是民主协商的过程,是凝聚共识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初重要且成功的实践。

[1]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4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上海局等,将在哈尔滨达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和协商讨论的各项意见转告他们,请他们据此转告各有关方面。

[2]毛泽东于苏联对日宣战后发表声明[N].解放日报,1945-8-9.

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同意并批准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本文作者为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4]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毛泽东文集:第4卷[M].

[6]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王芸生、曹谷冰.重庆谈判期间的《大公报》.重庆谈判纪实[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0]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

[11]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的第二次秘密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

[12]必须实现双十协定.解放日报:社论,1945-10-19.

[13]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泽东文集:第4卷[M].

[14]中央关于遵照停战命令停止进攻坚守阵地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5]中央执行停战命令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

[16]中央宣传部关于停战后的宣传方针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

[17]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

[18]蒋介石.苏俄在中国[M].台北: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19]驳蒋介石[M].北平:解放日报社论,1946-4-7.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1]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卷[M].

[22]毛泽东.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M].

[23]中央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

[24]毛泽东.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毛泽东选集:第4卷[M].

[25]周恩来.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周恩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6]周恩来.东望沪滨,不胜依依.周恩来书信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27]毛泽东.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毛泽东文集:第4卷[M].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9]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第4卷[M].

[30]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4卷[M].

[31]中共中央负责人关于蒋介石强迫京、沪、渝中共代表撤退的声明[N].解放日报,1947-3-3.

[32][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33]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4]毛泽东.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M].

[35]驻华大使致马歇尔国务卿.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36]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毛泽东选集:第4卷[M].

[37]周恩来: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周恩来选集[M].

[38]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M].

[39]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M].

[40]毛泽东.给陈瑾昆的信.毛泽东文集:第4卷[M].

[41]毛泽东.致陈瑾昆、致吴玉章.毛泽东书信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2]蒋总统秘录.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

[43]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4卷[M].

[44]毛泽东.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毛泽东文集:第5卷[M].

[45]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46]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毛泽东文集:第5卷[M].

[47]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给沪分局的指示.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48]中央关于与各民主党派交换召开新政协意见给沪分局的指示.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C];毛泽东年谱(1893-1949)[M].

[49]马叙伦.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群众.1948.

[50]毛泽东.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毛泽东文集:第5卷[M].

[51]胡乔木文集:第1卷[M];毛泽东年谱(1893-1949)[M].

[5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文集:第5卷[M].

[53]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4卷[M].

[54]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4卷[M].

[55]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毛泽东选集[M].第4卷.

[56]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57]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M].

[58]中央关于解释八项和平条件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C];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

[59]童小鹏.风雨四十年[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60]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C].

[61]中央关于新政协代表中应多邀请中间人士给高岗、李富春的指示.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C].

[62]余湛邦.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1991.

[63]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

[64]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65]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66]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5卷[M].

[6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M].

[68]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毛泽东文集:第5卷[M].

[69]童小鹏.风雨四十年[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周恩来年谱(1898-1949)[M].

[70]刘德厚.毛泽东人民民主国家思想的历史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71]毛泽东.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毛泽东选集:第4卷[M].

[72][美]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73]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和对会议纪录稿的批语.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74]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5]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中央斯大林的报告[M].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

[76]刘少奇.同斯大林谈推翻国民党问题.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

[77]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5卷[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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